马晓先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医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抽调到一个医务工作小组，进入中南海。1974年，受组织委派，她担任江青的护士长，后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30年来，她对自己过去的工作始终缄口不言，直到2003年，笔者为撰写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保健群体一书找到她时，她才第一次追溯起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江青

一位来访者（以下简称访）：您于1974年3月被委派至江青身边担任护士长的职务。

马晓先（以下简称马）：是的。那时的选拔标准倾向于专业院校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那些已经为人父母者，因为母亲们通常具备的细心与耐心是不可或缺的。

采访者：众所周知，江青性情复杂，这一点在与其共事过的人中有着广泛共识。您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领导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已有六七年之久，对江青的性格和为人应该不陌生。当这个任务落到您的肩上时，您内心是否感到有些不乐意呢？

马：“我可以去朱老总那里，也可以去那些老帅的府上，但我就是不愿意去见江青。”

由于为江青找护士长是件很为难的事，汪东兴为此颇费心思，可能当时也是很难找出其他人选了，他就有些急，以致拍了桌子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你不服从党的分配？”我说：“如果非得这样，那我只能服从组织，但我思想上还是想不通。”

“我并不要求你理解，只需你遵从即可。”自投身工作以来，我从未因个人工作分配的问题与领导讨价还价。保健对象的选择向来非我所自主，如今领导已将话说明白至此，我还能反复推辞吗？唯有顺应组织的安排。

访：纵然心中有所抵触，然一旦踏入江青的身边，工作便不得不全情投入。

马：自是如此，江青彼时已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肩负党高层领导人的保健重任，务必严谨认真，细致入微，绝不能有丝毫懈怠，这不仅是工作的职责所在，更是职业的必然要求。我对其的照料如同对待过往的每一位领导人那般，勤勉而尽职，尽管内心涌动着与众不同的情感。

采访王敏清医生，他曾于20世纪50年代为江青担任保健医生。他透露，为江青进行静脉注射必须一针成功，绝不允许第二次尝试。在他负责江青保健期间，其他人不敢给江青进行静脉注射，这项任务只能由他来完成。您之前提到，您也精通针法。那么，在首次为江青进行静脉注射时，您是否感到紧张呢？

马：自我踏入江青的身旁，她未曾有过一次针扎的经历，亦未曾踏入医院的门槛。

访谈：您此言一出，确实令我颇感意外。众所周知，江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便给人以体弱多病的印象，频繁出国治疗，多次邀请专家会诊，且长期进行休养。毛泽东同志甚至曾特意推荐邓颖超同志撰写的一篇关于与疾病斗争的心得文章给江青阅读，以此激励她克服自身的病痛。然而，在我担任江青护士长期间，她不仅未曾因疾病而入院治疗，甚至连一针也没有打过，由此可见，那段时期她的身体状况相当健康。或许，正是因为她在政治上的得势以及情绪的稳定，她的身体状况也相应得到了改善。这似乎也揭示了她过去身体和精神状况不佳的根源所在。

马：或许如此！然而，江青的身体健康状况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她常言自己畏惧风和惊吓，一旦紧张便会不自主地冒出冷汗。这背后，是她患有肾功能障碍的症结。因此，江青在日常生活中偏爱穿着宽松且吸湿性强的内衣；出行时，她总会携带几件经过一段时间穿着变得柔软的内衣，以备在大量出汗后及时更换。

我们巧妙地为她设计了一种固定小毛巾的方法，即在每件汗衫上钉上两个子母按扣，并额外挑选了一些小巧的方形毛巾，同样钉上按扣，只需轻轻一按，毛巾便牢固地附着在汗衫之上。这样一来，在汗湿之后，她可以频繁更换毛巾，避免汗渍带来的不适。

这些小巧的方形毛巾，多半是从人民大会堂中搜集而来，均属使用过的物品，其中不少已是略显陈旧、毛边翻起，被淘汰下来的。我们取来后，便进行了严格的高温消毒处理，随后便递给了江青。这些老旧的小方巾质地柔软，江青使用起来感到尤为舒适。

偶有不适，或是微恙缠身，江青便常自发邀请吴阶平大夫前来为她诊疗。

“你让我感到不安了。”她惧怕嘈杂，即便是他人交谈声稍高，她也会表示：“你吓到我啦。”甚至对于脚步声稍重的人，她也会进行指责。然而，江青却又热衷于欣赏音乐、戏剧和电影，这难道不是对噪音的另一种喜好吗？

马：你所提及的现象确实不容忽视。每当与她相伴，常能目睹她沉浸在听戏或观影的乐趣之中。戏剧与电影的音量相较于日常的行走与交谈，无疑是更为响亮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此刻的她却并未觉得这些声音扰人。这奇特的现象，我过去确实未曾深思其因。

江青对电影情有独钟，几乎每日必看。在我记忆中，她尤为钟爱的两部影片分别是美国佳作《红菱艳》与墨西哥电影《网》。尤其是《网》，该片言辞简约，她曾多次反复观赏。

江青在电影鉴赏方面颇具造诣，其头脑更是聪慧过人。由于她对电影反复品味，诸多佳作的精彩片段已深植脑海。每当她坐下，便会精准地指出她欲观看的某部电影的具体章节，乃至指定某些镜头。

例如，在观赏《网》这部作品时，江青曾言：“我无需从头至尾观看，只需从那窗边攀爬的绿藤萝与一朵鲜艳的小红花处开始。”她的这一要求，对放映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极高的挑战——需迅速调出她指定的画面。若需反复倒带，她定会显得不耐。幸而我方的放映员技艺精湛，江青所指之处，即刻便能播放。

江青观影偏好宁静而舒缓的抒情片段。她对蛇类画面尤为忌讳，夜晚亦不愿观赏那些欢闹热烈或紧张刺激的电影，以免情绪过于高涨，导致难以入眠。她的工作人员屡次受命挑选影片，然若所选之片未能迎合她的喜好，或观影后影响其睡眠质量，便难免会遭受她的责难。

当我踏入江青的领域时，她的大部分精力已倾注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此，我并未留下她陶醉于音乐品鉴的深刻印象。然而，关于她欣赏样板戏的经历，倒是有过几次。毕竟，江青出身文艺界，在共同探讨样板戏的过程中，她偶尔会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颐指气使。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所发表的观点并非全然缺乏独到之处。

问：因为工作关系，您日常都陪伴在江青身边。在平日里对江青的观察中，有哪些特别深刻的印象让您难以忘怀？

马：我认为江青对政治的洞察力尤为敏锐，她对政治态势以及各种相关动态都保持高度关注。她每日必读内参，并将认为至关重要的内容一一标注，随后递交给毛主席。纵使她并不确定毛主席是否阅读这些内容，她仍坚持每日圈画，定期呈送。江青所书写的钢笔字，不仅笔触流畅，颇具力度，其模仿毛主席的签名更是惟妙惟肖。此外，她对毛笔字亦情有独钟，所挥毫的字体亦与毛主席的笔风极为相近。江青对此事表现出了极高的认真态度，显而易见，她渴望自己所为能获得毛主席的认可，并期待自己的建议能够引起毛主席的深切关注。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深入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行径，其中涉及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打压的情节。那么，您在那时是否也遭遇过类似的境遇呢？

马：她与我曾有过几次小摩擦，但频率并不高。我猜她或许是在心中有所挂念，不自觉地将对工作人员的怒火作为宣泄情绪的出口。

先前提及江青的几项忌讳，其中最为显著者便是她惧怕风。每逢她外出之前，总会吩咐随行人员先行察看风向，确保风向不对准自身。从健康保健的角度来看，体质较弱者若遭受风吹，极易引发感冒。然而，风向的变化并非易事，有时风虽从一侧吹来，但在楼宇内转个弯后，风向便已发生了转变。

江青常因情绪波动与“吹风”事件关联。她对此类场合颇感不适，尤其是当活动需注意诸多礼仪，且有外宾出席时。以“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例，当年她被安排至劳动人民文化宫，参与一场西哈努克亦莅临的联欢会，其内心便显现出强烈的抗拒之情。

当江青准备离去之际，她显得有些不安，连穿衣扣扣子时手都显得有些不灵活，紧接着汗珠便冒了出来，她的心情也跟着变得糟糕。她坚称是被风吹到了，情绪激动地说：“我不能参加了，你们怎么连风向都把握不好？这不是在暗中伤人吗？”江青的缺席在那个场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

事实上，那日我们并未对风向进行错误判断，钓鱼台内的一栋楼顶上悬挂着一面旗帜，随风轻轻摇曳，以此指示风向，我正是依据这面旗帜来报告的。然而，江青却执意认为我的风向判断有误，因此我被勒令停职进行反省。当时，江青身边仅有我和小张两位护士，我一旦停职，小张便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辛劳。

于是，领导便与我进行了交流，要求我当面向江青承认错误，以便迅速恢复我的工作。然而，我认为即便我确实有过失，也应当进行反省，但这件事显然是江青无端制造事端，我本人并无任何过错，因此我坚决拒绝承认错误。

经过几日的僵持，备受尊敬的支部书记程汝明也前来劝慰我：“若你不肯前去认错，小张将承受极大的压力！”同时，他也积极与江青沟通，强调不能同时坚持两方面的立场。江青也意识到我的重要性，最终没有强迫我进行检讨，便让我重返岗位。

在那段时光里，江青的绝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对政治地位与更高权力的不懈追求。这一点，我们从诸多细微之处亦能窥见端倪。譬如，当江青收到标注为“毛泽东夫人收”的信函时，她的脸上总会掠过不悦之色；若是信封上写着“江青同志收”，她的情绪则稍显缓和；而一旦见到“江青政治局委员收”的字样，她的脸上便会露出喜悦，欣然拆阅。

在江青的身边工作实属不易，她性情颇高，伺候起来颇为考验耐心。尤为关键的是，她拥有一系列独特的习惯与讲究。例如，她钟爱的物品，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她习惯的行事方式和规矩，亦须在异地得以维持。因此，每当她出差，便如同进行一场大迁徙，她所使用的各类物品均需一应俱全，甚至连夜间使用的马桶也不例外。如此一来，伴随江青出行便成了极耗体力的差事。

在众多细节中，江青的卧室布置堪称佼佼者。她所追求的并非奢华与豪华，即便是在大寨，她所居住的窑洞虽简陋，房间内的用品亦普通，她却能悠然自得。她对每处居所卧室内陈设的布置都要求极为严谨，务必与她在北京的卧室保持一致。

诸如桌椅、卧榻以及房间内窗户与门的位置，床头床尾的朝向，她上床时行走的路径等等，均需与她在北京时的情形保持一致。她日常频繁使用的小物件，摆放的位置经过精心安排。左手边和右手边的布局都经过了细致考量，确保她能像往常一样，按照既定的习惯，轻而易举地伸手触及所需之物。因此，每抵达一个新地点，她周围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们，便陷入了繁忙之中，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与搬迁。

采访者：您提及大寨，不禁让我联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负责江青同志警卫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先生曾向我讲述的一个故事。

1976年，江青在大寨进行了她最后一次访问，而那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已十分堪忧。抵达大寨不久，他们便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紧急电话，通知江青需即刻返回北京。邬吉成回忆道，尽管大家并不清楚电话的详细内容，但接到通知后立刻得知需迅速返京，这让人立刻意识到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恶化。大家迅速整理行李，准备启程。然而，江青却似乎有些拖延，她的房间内滞留了许久，让大家等得焦急。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难道不是说明江青对毛主席的感情不深，不太关心毛主席的安危吗？

马：那次，我并未察觉江青的行为有何异常，对于她返回北京的消息，等待的时间也并未让我感到过分漫长。或许，当时他们的心情急切，相较于他们的迅速行动，江青显得有些迟缓。在日常生活中，江青一贯行事较为从容不迫，并非那种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的人。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些负责内务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因此并未觉得她拖延了许久。

此外，江青长期受便秘之苦。她时常会陷入长时间坐在马桶上而无法顺利排便的困境，有时甚至长达数小时。在这种情形下，她个人的痛苦外人难以体会。如今，我已无法确切回忆那天是否又遭遇了江青便秘的困扰，若是如此，那无疑会让大家等待许久。

谈及江青对毛主席健康状况的关心，实情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般；然而，若说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漠不关心，乃至毫无感情，似乎也与事实有所出入。她离京前多次拜访了毛主席。然而，江青对毛主席的深厚情感与关照，实则难以与中共其他领袖之妻对丈夫的深情厚意相提并论。诸如邓颖超大姐对周总理，张洁清对彭真同志，她们皆是如此。江青与那些资深大姐们的气质迥异，她似乎更习惯于等待他人的关怀，而非主动去关心他人。

三访：1976年10月6日，这一日承载着不凡的意义。请您回溯一下，当时江青被捕的情景。

马：10月6日，星期四，那日我并未轮值。恰值黄昏将至，那时刻，天边渐染暮色。约八点钟（张耀祠所述）。我正于宿舍内清洗衣物，仅着一双拖鞋踏地。忽闻身后传来脚步声，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已悄然至我身后。

“今天可不是我值班的日子啊。”他却坚定地说：“即便如此，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先别忙着洗衣服，赶紧换上合适的衣物和鞋子。”尽管心中感到一丝不寻常，却并未觉得意外或震惊，就这样被他匆匆带走。

我随张耀祠至江青所居之中南海201号寓所门前，便瞥见数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立在那里，他们个个生疏，此景在江青身旁实属罕见。我预感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然而心中并未涌现出过多的惊讶。

自然，面对这阵势，我内心亦有所思。诸位来此共事，需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我或将攀登高峰，成就一番伟业；亦或沦为阶下囚。此刻，我不禁意识到，江青昔日所预见的第二种境遇，似乎已悄然降临。

此刻，张耀祠命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候在门外，而我则与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等数人随他步入室内。这瞬间，我脑海中浮现出，此刻在江青处值班的护士，理应是江慰琴。

步入江青的办公室，我目睹她正悠然地坐在沙发之上。江青在办公室时，总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安坐，并将双脚搁置于脚凳之上。张耀祠上前至她面前，语气严肃地说道：“江青同志，我已接到华国锋总理的电话指令。你目前仍在从事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对你实施隔离审查，此事即刻执行。请你前往另一地点，务必诚实地向党组织坦白你的错误，并严格遵守纪律。请将文件柜的钥匙交予我。”

张耀祠在自述中提及：按照组织所授的台词，其中并未包含“你如今仍在从事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必须向党组织如实坦白你的错误，并严格遵守纪律。”这句话系他根据现场情况自行增补的。

当张耀祠向江青传达那番话语时，江青稳坐于沙发上，表面看似镇定自若，但内心的波澜却是无法平息的。待张耀祠话语落定，她轻声细语地请求道：“抱歉，我没有听真切，能否请您再说一遍？”张耀祠随即又把方才的言语复述了一次。

在张耀祠第二次传达中央决定后，江青缓缓起身。她自裤袋中取出钥匙，小心翼翼地放入一只厚实的牛皮信封中，封好信封口，再用订书机将其牢固封实。随后，她用铅笔在信封上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的字样，最后将信封递给了张耀祠。

这一系列动作，江青处理得从容不迫，表面上显得异常镇定。紧接着，她提出了去卫生间的要求。那卫生间恰巧位于办公室旁，张耀祠便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江青步入其中后，张耀祠立刻示意我整理江青的物品，以便我们即刻离开此处。

鉴于1976年江青频繁离京，辗转于天津、小靳庄、大寨、昌平等地，我们特意为她准备了一只箱子，悉心整理了出行所需的各类用品。每逢启程，仅需稍作整理，十分钟便足以让她即刻出发。无论何时从外地返京，我们都会先行将箱子内的物品整理妥当，即便次日再次启程，亦能迅速收拾行囊。因此，我并未花费太多时间，便将江青的物品整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待我将物品整理妥当，江青却依旧未从卫生间走出。张耀祠亦觉等待过久，遂命我入内探视。我步入卫生间，只见江青正端坐沉思，显然她正沉浸于某种思考之中。我未多言，默默退出，江青不久后亦步出卫生间。

我们一同步出江青的办公室，随后我及江青登上了那辆气派的大红旗轿车。车辆似乎在地面行进了一小段距离，便转入了一条深邃的地下通道。至于具体的行驶时间，我已无法确切忆起。最终，我们抵达了事先为江青安排的居所。那是一处地下建筑，江青在此居住了长达半年。

访：众多关于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事件的文献和记述中，普遍提到江青在被拘禁的那晚，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中度过的。更有部分文献对此描述得相当确凿，声称江青仅在那座地下室里度过了一夜，次日便被转移至秦城监狱。然而，根据您的讲述，可以明确，上述说法均属推测，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

此外，尚有一事需请教。在我协助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由于内容涉及10月6日对“四人帮”的逮捕行动，我曾参阅了张耀祠所著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作。张耀祠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在执行对江青实施拘禁审查的任务时，他系与当时中央警卫团副政委武健华一同前往。然而，邬吉成向我陈述，武健华当时在怀仁堂这边，参与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邬吉成当时正位于怀仁堂外，负责安排王、张、姚等人的随行人员。他亲眼目睹了武健华步入怀仁堂；行动结束后，武健华从怀仁堂走出，并要求邬吉成代为拨打电话向张耀祠询问江青方面的行动是否已结束；随后，他们一同前往王、张、姚等人的随行人员休息处，并向他们传达了相关决定。

阅读了张耀祠的回忆录，聆听了邬吉成的叙述，不难发现二者的回忆录中必定存在一处或几处出入。大约在2003年的初夏时节，《中华儿女》杂志刊登了武健华亲历“四人帮”被粉碎行动的回忆文章。在文中，他提及自己参与的行动是在怀仁堂的一侧，并透露出正是他本人向姚文元传达了中央的相关决策。他还详细描述了怀仁堂内的行动结束后，他与邬吉成共同向王、张、姚等人的随从人员传达事宜的情景。然而，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对拘禁江青过程的描述，与张耀祠的叙述如出一辙，不禁让人推测他对江青方面的行动亦颇为了解。

请您务必回想一下，武健华是否参与了你们实施的拘禁江青的行动？

马：我清晰地记得，武健华并未莅临江青的身边，他并未与我们并肩作战。在那次现场，我们这边仅张耀祠一人为领导。

问：为何武健华撰写的关于拘禁江青一方的回忆文章，能对相关行动的细节描述得如此详尽？他是如何获得如此深入的了解的？

马：在武健华撰写回忆录的期间，他不止一次向相关人员了解我们行动的细节，并且还特地向我提出了若干问题。显而易见，若他当时亲自见证了这一切，便无需向我们进行这样的咨询。